他们是医护人员中挨骂最多的人

　　他们有个共同的鲜为人知的名字——

　　死因调查员

　　本报记者 何丽娜通讯员 蒋升 严敏 王珺 黄君萍视觉设计 姬臣

　　“活着的时候怎么不来，人死了你们来调查？”

　　“这明明是在揭伤疤，还要我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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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一通严声斥责后，电话应声被挂断。

　　25岁的湖南姑娘海莉已不是第一次承受这种委屈：工作不到三年，她竟成了同事们公认的“挨骂次数最多的人”。

　　“哎呀妈呀！又被凶了！”听见这带有乡音的自嘲后，大伙已心知肚明发生了什么。

　　海莉没继续往下说，只是按名单顺序，静静拨通了下一个电话。

　　常常不被理解，但总得有人去做

　　你畏惧死亡吗？你能直面逝去亲人的死亡原因，并以平静的语气告诉他人吗？

　　大部分人心里的答案，也许是一样的。说不怕面对，那是假的。

　　有人说，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的作品像是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述人世哲理，他对生死的理解是中肯的：死亡和老人的距离，并不比和婴儿的距离更近，生命也是如此。而满心浪漫主义的郭沫若对此的理解则更为简洁：生死本是一条线上的东西。

　　人们忌讳提及死亡，可这又是谁都无法逃避的。人们常说人生如戏，那么红脸白脸总要有人演。海莉，就承担了后者的角色。很多时候，她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死因调查员。

　　了解病史，核对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工作单位、配偶情况等，统计后将相关信息汇报上级疾控部门。死因调查员的工作乍看也许并不算难，大部分情况下只需电话沟通，若情况顺利，三五分钟就能完成。

　　可要是遇上不顺利的，被挂电话、挨骂是“家常便饭”，甚至还得像探案一样去“现场”调查。可即便不被理解，有时甚至困难重重，但他们依旧坚定推进。因为，这项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且，总得有人去努力完成。

　　直面死亡的他们，也有自己的软肋

　　据杭州市疾控中心慢病防治所所长徐珏介绍，杭州市居民病伤死亡原因统计工作始于1953年。当时，以上城区和下城区为全国生命统计试办区，至1986年普及至全市。

　　死因监测是政府长期、系统地收集居民死亡信息的重要工具，其监测内容包括传染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伤害三大方面。由死因监测资料可分析出重要的流行病学指标，如期望寿命、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死因顺位、死亡率和死因构成比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疾病危害程度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依据。

　　目前，在杭州从事死因调查员工作的基本上都是医护人员。他们是各医疗机构负责救治的执业医师、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乡镇(街道)卫生院负责调查的执业医师、120急救医生以及各医疗机构、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乡镇(街道)卫生院的防保科医生和各区(县)市疾控中心死因监测工作人员。

　　这份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不轻松。在素未谋面只是电话隔空沟通等情况下，就算心理素质再好，也要应对悲情围绕、不被理解、被斥责等重重考验。直面死亡，他们也有自己的软肋。

　　这个行业有个不成文的共性：男性寥寥无几，女性顶起大半边天。这也是因为女性情感更为细腻，能倾听居民心声。这些年，更有越来越多像海莉这样的90后基层医护加入了这支队伍。他们带来了更积极的心态，同时这份工作，也常常促使他们“迅速长大”。

　　近日，钱江晚报记者走进小时健康小站，听死因调查员们讲述这份特殊工作背后的心酸与温暖。

　　最关注年龄栏上的数字

　　最心痛孩子非正常死亡

　　他们每天的工作

　　就是揭开别人的伤疤

　　本报记者 何丽娜通讯员 蒋升 严敏 王珺 黄君萍

　　“可能我是外地人，沟通起来有障碍。”钱报小时健康小站、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师刘海莉，有时会将挨骂原因归结于言语不通，但这只是其中之一。

　　50岁的孙丽萍是这个团队里经历“生离死别”最多的人。从2008年至今，她见证了太多人情冷暖，像史官般记录下许多生命之花凋零的最终时刻。

　　最关注的，是年龄栏上的数字

　　孙丽萍介绍，每年他们团队要完成500多例死因调查，绝大部分是寿终正寝及因病身亡的。“我们最害怕的，是给那些亲属非正常死亡的联系人打电话。”

　　三岁孩子回老家玩耍溺水身亡；正值花季的年轻人因走不出抑郁奔向楼顶；新婚妻子被查出癌症，留下丈夫撒手人寰；中年人遭遇财务危机，受不了打击选择离开……为了探究最完整的死因链，孙丽萍和同事们遭遇了无数白眼，打碎了牙只能往肚里咽，“被骂着骂着也就习惯了。”有时出于工作需要，电话处于免提状态，骂声就会响彻全办公室。

　　作为团队里电话交流经验最丰富的人，孙丽萍在收到殡仪馆的火化名单时，最关注年龄那栏里的数字：年纪大还相对好说，越小则越紧张，生怕说错一句话对家属造成二次心理伤害。若家属实在不愿说，只好采用迂回战法：向派出所抑或是周边邻居打探情况。要仍是毫无收获，只好壮着胆子，单枪匹马上门，在挂着白花的家里面对面沟通。

　　一句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了

　　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会拒绝新生儿调查的电话，他们会迫不及待地和你分享迎接新生命的愉悦，讲述怀胎十月的种种磨难，在手里捧着的宝贝面前，所经历的一切苦都是值得的。

　　但若听见是死因调查电话，则是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句话还没说完，就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能冷漠地说清来龙去脉已是上上签，有人认为是诈骗，有人会反问什么时候给丧葬费，还有些没从悲伤中走出来的，则会瞬间提高嗓音：人都没了，你还来问干嘛？！

　　“这种提心吊胆的情绪落差，是不是光听着就有点害怕？”孙丽萍和钱报记者打趣，如果你们亲身体验，十有八九会以失败告终。因为，死因调查是不能直抒胸臆的，光靠电话就能揭开心头伤疤，无异于纸上谈兵。

　　在接受钱报记者采访前，孙丽萍刚打完四个死因调查电话，对象全是90岁以上的老人，多是脑卒中后偏瘫在床。这类沟通过程一般都比较顺利，挂电话前家属还不忘感谢：谢谢您的关心。

　　非正常死亡，最令人心痛

　　对于非正常死亡调查，孙丽萍的经验是：即使知道结果，也要“装”作一无所知，引导家属说出真相。

　　孙丽萍回忆，几年前，她收到一张殡仪馆的火化名单，上面赫然列着一个三岁男孩的姓名。

　　孩子之前的预防针都是在社区打的。孙丽萍考虑了一会儿，努力让自己平静后，拨通了家长的电话，这样开了头：“孩子近况还好吗，要记得下次来社区打针的时间哦！”

　　一番引导后，绷不住的妈妈终于说出了原因——回乡下老家过年，孩子失足跌入水库溺水身亡。满心欢喜地盼着他来，又无比绝望地目送他离开，孙丽萍理解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

　　约两个月前，孙丽萍收到一则年轻姑娘去世的信息。“IT行业，才30出头，刚结婚，乳腺癌。联系人填的是她老公。”

　　新婚燕尔，还未白头就已离别。她听着电话那头的丈夫静静讲述：起初发现有硬块没在意，拖了半年后，乳腺癌Ⅲ期，出现扩散，肺部转移，全切也保不住。花了几十万四处求医，却因错过治疗时间，终是功亏一篑……

　　打完这样的电话，孙丽萍也会不免感伤。这种时候，团队中唯一的男同事李烈寅便会送上安慰：逝者已逝，生者如斯，每个人都应该往前看。

　　有些情况，调查起来颇费功夫

　　有关死亡的话题，无论谁都会害怕。十几年与死因打交道，孙丽萍也并非铜墙铁壁。“起初知道自己要做这个，有点慌兮兮的。但这就是工作，义不容辞。”

　　这项工作的难度，非同一般。如果电话碰一鼻子灰，得及时转换思路：从街道或派出所了解信息，也可打入邻居内部，从细节入手，问问家长里短。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十年前，一位老人非正常死亡，找了多个手机号码打电话都无功而返的孙丽萍，决定下班后骑着电动车上门一探究竟。

　　冬日的夜晚，孙丽萍穿过分叉小路，在漆黑楼道里守株待兔，“风不大，是氛围碜人。”幸好等了没多久，遇上老人女儿，当面交流自然高效不少，说清原委后，她如实相告：罪魁祸首是冠心病。

　　从事这一行久了，孙丽萍对人情世故有了新理解，有时甚至会遇到常人根本想不到的“乌龙”：有“粗心”子女根本不知道父母得了什么病；也有在电话核实时，才知道原来十几年来都把亲戚名字叫错了，有添字少字的……

　　死因调查要求真实准确，如汇报后疾控中心觉得有问题，则要打回重新核实，因此大家是按片区划分，各自认领。“我们这种老小区，人口老龄化严重，遇上独居老人，调查起来就颇费功夫。”

　　孙丽萍遇见过热心邻居帮独居老人开具死亡证明的，但因邻居不知情，只说听说病因有“梗阻”两字。后经重重打听，终于联系上老人的远房表亲。可二人已多年不见，表亲只知道是消化道疾病，“是胃不好？胆不好？胰腺不好？”在挨个猜谜后，表亲大呼一声：对，是肠梗阻！这才圆满完成任务。

　　若不得不与之相遇，希望你能温柔以待

　　“你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会先来。”钱报小时健康小站、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师邱琼，7年前开始这项工作。她最痛心的，是亲历了太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

　　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做生意的中年男子突然抑郁成疾，趁着午夜家人熟睡，悄悄爬上楼顶一跃而下；原本相亲相爱的夫妻，丈夫因受到工作上的打击，最终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当妻子接起死因调查电话时，反复强调的只有一点：我很爱他，求求你别问了……

　　人是讨厌被揭开伤疤的，这点邱琼不会不知道，在这刨根问底的电话后，她与这名家属也许再无交集，可邱琼仍要全力问到底，她深知这一条条数据汇聚成河后的重大意义。

　　正因目睹太多诀别，这些负重前行的死因调查员更想让大家了解生命的珍贵：没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死因调查员，也许是一种隐形的存在。但若不得不与之相遇，希望你能温柔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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